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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:伊藤俊治
《Mémoires 1995》繼承了前一本書 (《Mémoires》,Edition Camera Austria,1989 年 ) 的視覺方向,同時聚焦於 1989 年以來古屋誠一以及克里斯汀和兒子 Komyo 之間的新生活,而 Komyo 在書的後半部也以長大後的樣子出現。古屋誠一不倦地用雙眼去發現克莉絲汀,有時試圖捕捉 Komyo 對他的反感,或是 Komyo 對他父親的熟悉感。男孩進入青春期時的複雜心情,在這裡得到了敏銳的體現。攝影師的記憶透過兒子傳遞,母親的記憶亦是如此。
1973年,古屋誠一離開橫濱,經 Vladivostok 搭乘西伯利亞鐵路到達維也納。 後來他訪問了阿姆斯特丹、德勒斯登和東柏林,一邊積極地拍照。 同時,邊界和城市問題也驅使著他。來自島國的他立刻就被「邊界」這個陌生的名詞及其隱含的限制和分離概念所吸引。透過在歐洲漫遊並穿越其許多地理、政治和文化領土,他試圖體現「邊界」的含義。
他娶了一位來自奧地利的女子;他們有一個兒子;她患有憂鬱症並自殺了。那是在他們住在東柏林時發生的,當時他正在拍攝柏林圍牆照片。他的生活崩潰了,他想起了人與人之間無可奈何的鴻溝。
從那時起,古屋誠一繼續想像國家之間、個人之間的邊界,以及那些通常看不到的邊界。那些只有不斷地凝視才能看到的邊界,除非被層層記憶擊中才能變得透明的邊界,只有將自己的存在置於危險之中才會出現的邊界,以及指向超越人性的絕對之地的邊界。
1973年,古屋誠一出國時放棄了與他在日本生活有關的一切,使他的國籍變得相對重要。他的作品不同於從未離開過日本的老一代日本攝影師,以及欣然接受日本認同喪失的新一代攝影師。因此,他所處的位置,使他能夠審視日本與其之外通常看不見的許多邊界,尋找他對人與人之間存在的,他提出質疑的邊界。從所有這些探索中,暴力和記憶的本質意義浮現出來。
在《Mémoires》和《Mémoires 1995》中,從他們第一次見面到她的屍體抵達格拉茨(她出生的地方),古屋誠一在他妻子的肖像中,和攝影師與棋子的關係中,感受到了他接近各種邊界時的身體感覺的痕跡。這些都可在記憶沉積物中的層次中感受到它們。
這兩本書以一種有機的、有時是破壞性的方式將他在 20 世紀 70 年代和 90 年代的作品以及克里斯汀和 Komyo 的肖像聯繫起來。克里斯汀的肖像構成了這兩本書的核心,它們揭示了攝影師態度的某些方面,不同於他在其他照片中所揭示的態度。一雙如強大現實洪流般冷酷的眼睛,描繪著一個從年輕、活潑、幸福的女人到一個絕望、痛苦、奔向死亡的妻子的轉變。這種現實造成的創傷再次出現在照片中,成為他記憶的核心。
對古屋誠一來說,過去的一切仍然存在於他的記憶中,但它無法被恢復或接近,因為它已經被巨大的、城堡般的牆壁所覆蓋。奇怪的是,這個記憶位址的特徵,影響並繼續銘刻著他的現在。它們完善了他的感官和情感,更重要的是,他不依賴言語或修辭。相反,他洞悉攝影記錄具有強大凝聚力的影像意味著什麼。他的照片具有強大的力量,彷彿在一瞬間聚集了邊界的記憶,從而散發出引人注目的存在。
記憶不僅僅是生活的記錄。古屋誠一的靈感來自雅克 • 德希達的同名文本,向他的朋友保羅·德曼致敬,這可以理解,它們構成了一種紀念物、一種經歷、一種交流、一種記錄和一種執念。在這兩本書中,「記憶」的含義在可能的最小振幅和最大振幅之間搖擺。照片是記憶,是時間的層次。古屋誠一的照片是對邊界的記憶,邊界層層在痛苦中嘎吱作響並呼喊著。過去所遭遇的顫抖的恐懼在這裡再次出現。
當邊界消失時,定位邊界的照片有何意義?或者,當人們失去記憶的時候,將記憶具體化在照片中意味著什麼?這些都是古屋誠一的照片不斷向我提出的問題。看著它們,我注意到我被許多迄今為止從未意識到的界限所包圍。或者,我意識到在日本,這種界線是看不見的。古屋誠一二十多年前離開日本。此間日本已經失去的邊界,以及這些年來每個日本個體已經失去的邊界,都保留在兩卷書中,彷彿向我們的視野呈現邊界記憶是攝影的唯一真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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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Mémoires 1995》的編輯,從全書的起始,就是以克里斯汀的肖像,與附註國界地理位置的地景空景照,緊湊的交替出現;之後我們看到各個地點跳躍的撲面而來:維也納、橫濱鶴見、薩克森豪森集中營、東柏林、格拉茲。書籍中段,我們看到一些關於古屋誠一生活在東柏林與格拉茲之間的記憶,克里斯汀平靜與困惑的臉交錯閃現,最後走向消亡。一系列流離失所波士尼亞那難民的肖像在後段被突然插入。讓人想起篠山紀信《晴れた日》中,插入一系列國會議員肖像的編輯方式。這部出色的作品,在高度個人化和千載難逢的歷史經驗中,展現了記憶的普遍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