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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家有一張富士山的照片。長長的山麓從山頂向左延伸,右下的三棵松樹是畫在紙上的,卻顯得天真幼稚,看起來像是失敗的俳画。這是我父親晚年的業餘愛好所畫的,有證據表明他試圖讓它看起來像谷文晁。它看起來不像一座八面山。我是在父親過世後才發現這一點的。 我的父親喜歡山。」
「第一次看到富士山,是公共浴場浴缸上方的水墨畫。小時候,在看似駿河灣的地方看到高聳入海的富士山的山峰,就讓我感覺很好。 那時東京的天很藍,高樓少了,富士山或許也能看見,但我不記得了。說到山,我對上野的山很熟悉,唯一真正見過富士山的記憶是我上小學的時候,從奧湯河原徒步到十國嶺,我對富士山的巨大感到驚訝。建築物的寬度高度比,讓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。在學校訓練期間,我去了富士山腳下的板妻房社大樓的訓練營,當我被迫訓練的時候,我還背著弱小同學的槍,連富士山都不敢看。當時正值雨季,我們拍最後一張紀念照時,下著雨,陰天,所以看不到富士山,但拍出來的照片確實看到了富士山。富士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存在。」
「我不記得第一次拍富士山的照片了。那是 1938 年,為了紀念日德意防衛條約,一群來自三個國家的小男孩和一位牧師爬上了富士山。這是為改造社出版的雜誌《大陸》拍攝的特別照片。我陪著去採訪,一時走在前,又落後,又再領先。攀登起來相當輕鬆。當我爬上山時,發現富士山是日本最高的山,我感到無比的清爽。直到你登上它,你才會明白它有多清爽。」
「我可以理解將山脈作為崇拜對象的願望。然而,在戰爭期間,富士山被神化並強調為日本的聖山,而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它漠不關心。1960年,我開始拍攝《日本列島》。我想從科學的角度看待日本的自然,這是日本人生活的基礎。本書的最後一章以最高峰富士山結束。1960年10月,我去了北坡五合目天地の境,不只是看富士山,而是看它、拍它。隔年,1961 年 9 月,我搭乘塞斯納飛機登上了富士山頂。18號颱風即將來臨。山頂出現笠雲,等雲散去,我繞山頂五圈。事後看來,這是一次可怕的飛行,但我完全沉浸其中。雲層散去,整個富士山展現在我的眼前,實在太棒了。那是富士山,晴天時日本最高的山。從那時起,我就愛上了富士山。我又爬到了山頂,環視著碗的周圍。 火山的一面露出了。當獲得了富士山的科學知識後,對它的興趣變得更加濃厚。」
「1966 年 10 月,我為以富士山為主題的雜誌《太陽》拍攝特別照片,繞行了御中道。御中道上,我遇見並仰慕堀口大學教授,在讚揚他的途中,我再次接觸到了富士山的魅力。今年 3 月天氣晴朗,一架 BOAC 波音 707 客機在富士山湍流中墜毀,機上 124 人全數罹難。之後,編輯部想從正上方拍攝富士山頂,所以我們乘坐 Virata Porter 進行了山地飛行,但我們只經過了山頂一次,無法往返。當我打開飛機底部並直接俯視上方時,山頂火山口的景色非常壯觀。」---濱谷浩
濱谷浩 1915 年生於東京。1933 年進入二水實用航空研究所工作。戰後的1950年代最重要的作品為《雪國》(每日新聞社,1956年)《裏日本》(新潮社,1957年)。1960 年他參與了安保鬥爭,編撰了《怒りと悲しみの記録》(憤怒與悲傷的記錄,河出書房新社,1960年)。同年,晉身馬格蘭攝影通訊社(Magnum Photos)的攝影家之列,是亞洲第一位。如同《日本列島》一書,雖然濱谷浩早期的作品幾乎都以人類為主題,但這部《孤峰富士》客觀地捕捉了純粹的自然。他以另一種方式拍攝的作品,也試圖觸及他一直在問的問題的根源:身為日本人意味著什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