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.11 FUKUSHIMA 放射能汚染の555日

即使輻射線損害了我的健康

我也覺得我正在做我想做的事

文：三留理男  2012年8月

我1938年出生在朝鮮半島。該村位於黃海道沙里院北緯38度附近，現在是朝鮮一側的一個村莊。戰敗兩年半後的1948年1月，我們家被撤離到長崎佐世保，並決定拜訪福島縣會津若松市。母親的家在會津若松經營一家和服店，她的父親是統計學者，顯然也紮根於這個小鎮。

我只在會津待了幾個月，所以我對那段時間幾乎沒有記憶。雖然曾在福岡久留米和山口萩市生活過，大學入學後也一直生活在東京，但我的根無疑是在會津，某些濱通地區的歷史和社會環境也截然不同。當我與核電廠附近的人交談時，無論他們的方言如何，我常常難以理解細微的差別。

在這次採訪中，我遇到了另一個「根」。這是國會的南門。1960年的安保闘争中，全学連與試圖衝擊國會的防暴警察多次發生衝突，樺美智子被殺。自2012年春天以來，這裡一直是抗議核電廠運作的示威現場，我很幸運有機會在這裡拍攝，這是50年來的第一次。

一年前，2011年春天，當我開始報導時，我請法國的朋友寄了白色的防輻射服和口罩給我。我還購買了烏克蘭製造的劑量計。劑量計經常發出蜂鳴聲，但防護服和口罩從未佩戴。我從未戴過頭盔或防彈背心，即使是在戰場上或在暴力示威中。我採訪的人沒有戴任何保護自己的設備，所以我不禁覺得自己是唯一身在安全區裡的人，這也讓我覺得自己很不尊重示威的人民。

當然，我的報導生涯在混亂現場時有過幾次近距離接觸。 在泰國，一名受訪者的頭部曾被狙擊手擊中。如果狙擊手的瞄準偏離幾十公分，死的可能就是我了。當然，這個時候我很害怕。

然而在福島，儘管劑量計發出蜂鳴聲，但並不感覺少了什麼保護措施。我看不到放射線。而且，即使它損害了我的健康，我也覺得我正在做我想做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