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IBET

最初我是一艘空船

但西藏和我在那裡的經歷讓我變得充實

1994 年，我剛從攝影學校畢業，20 歲出頭，就去印度拍攝。旅行六個月後，我裝著拍玩未顯影底片 ( 超過 150 卷 ) 的背包被偷了。這件事給我的青春留下了陰影，並最終標誌著我對攝影的理解的轉折點，這種理解一直延續至今。儘管我去印度決心拍照，但這次事件讓我意識到我本質上是在那裡觀光，並讓我質疑為什麼我首先會在印度。這讓我意識到我的決心是模糊的。由於失去了工作，我陷入了深深的沮喪之中，我回到了我一直住的廉價旅館的房間裡。有一次，可能是由於年輕人的特殊性，死亡這個詞突然閃過我的腦海。 這種狀態根本不可能考慮回國。 躺在那家廉價旅館的床上，我拿出了旅途中記下筆記的小筆記本。我懷著一種難以抑制的衝動，開始在上面寫下我的想法。一天天地，我感覺自己的精神恢復了。沒有回頭路了。 最後我從床上站了起來。是時候發現下一個主題、下一個旅程了。

不久後我就去了尼泊爾。由於沒有設定目的地，我碰巧最終到達了加德滿都。 在那裡，我在路邊遇到了一個藏族家庭。起初我以為他們是乞丐，但仔細觀察後，我被他們破舊、簡陋的服裝和臉上快樂的表情之間的對比所震驚。我走近一些與他們交談。他們告訴我，他們正在前往達蘭薩拉朝聖，那裡是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的故鄉。為了資助他們回家的旅程，他們一直向遊客出售墜飾。這家人一直住在當地的一座寺廟裡，父親默默地將藏語咒語刻在石頭上。他的孩子們把這些東西賣給遊客，並以一種頑皮的方式接近他們。我身無分文，搬進了同一座寺廟的住處，雖然只是個沙彌，但很快就開始和父親一起在石頭上刻咒語。當我們共享餐點和生活空間時，我與這個家庭的關係不斷加深。在雕刻咒語的間隙，我照顧孩子玩耍的時間。 我們相處的時間雖然短暫，卻是一段幸福的時光。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我學會了一些他們的語言，並開始強烈渴望親眼看看他們的祖國。然而不久之後，我被忽視的健康狀況又出現了，我因肝炎住院了。進一步檢查診斷出我患有心臟病，我被迫返回日本。在起飛之前，我只有最後一次機會參觀這座寺廟。我環顧四周，卻不見他們的蹤影。 我被告知他們一家人已經前往西藏了。

回到日本後，我的病情好轉。康復後，我找到了一份臨時工的工作，以存錢去西藏旅行。日子一天天過去，閱讀有關這個國家的知識和學習語言消耗了我的精力。一年後，也就是 1996 年，我踏上了西藏。我永遠不會忘記那種激動。迄今為止發生的一切，每一次巧合、事件和磨難，都讓我走到了這一步。

在西藏東部的康區，那個地方當時還不對外國人開放，我只能搭便車步行。我乘坐搖搖晃晃的卡車向西行駛，目的地是神聖的岡仁波齊峰。我的簽證有效期為六個月，但一次旅行還不夠。1997 年至 1998 年間，我又進行了三次為期六個月的旅行。十年後，當我再次造訪同一地區時，我感覺自己是藏族民族認同感增強的見證者。

回想起來，我發現我二十多歲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西藏度過的。最初我是一艘空船，但西藏和我在那裡的經歷讓我變得充實。

——有元伸也

有元伸也 1971 年生於日本大阪府。考美術大學失利後，在一家攝影棚當助手，因此翻閱了一些攝影集，其中令其留下深刻印象的，就是 Lee Friedlander、Garry Winogrand、Diane Arbus 等這些 1960 年代 MoMA 的 New Documentary 攝影家，從而自商業攝影轉向紀實。有元伸也用打工的積蓄報名大阪視覺藝術專門學校的寫真學科，入學後在百々俊二的影響下，逐漸萌發了「我要成為攝影家」的念頭。1994 年畢業後成為自由攝影師。

「如果膠卷沒有被偷的話，我可能會繼續在印度拍照，應該不會對西藏產生興趣吧」。1995 年到 1998 年的 4 年間，有元伸也去了 4 次西藏，每次停留拍攝半年左右，與西藏人同寢共食。

有元伸也會盡量避免拍宗教性的場面，盡可能選擇他們日常生活的場面。同時為避免對西藏的刻板印象，比如說「湛藍的天空」、「純樸的牧民」等等，90 年代的藏族人，還沒有受到任何「被攝者意識」的佔據，都使他的肖像有一種質樸透明的感受。西藏的拍攝到了後期，為了尋求作品上的變化和新的觀看視角。有元伸也開始帶著 135 的 Konica Hexar 自動對焦相機，可以換鏡頭的 PENTAX 67，還帶了彩色底片。

赴西藏5年拍下的作品《西藏より肖像》獲得了 1995 年的第 35 回太陽賞。2017 年出版的攝影集《TOKYO CIRCULATION》( Zen Foto Gallery ) ，獲得第 26 回林忠彥賞，和日本写真協会作家賞。本書《TIBET》重新整理了他絕版已久的第一本寫真集《西藏より肖像》( 1999 年由 Visual Arts 出版 )，並添加了未出版的作品。

出版年：2019 年

尺寸：H290mm x W220mm，精裝

頁數：176 頁，118 幅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