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vidence

無法估量神秘感的視覺難題

卡夫卡式的敘事流  令尋找邏輯和連貫性的努力也完全挫敗

我和 Larry Sultan 一直致力於各種「拾得的」( found ) 攝影計畫。大約在那段時間，有人正在探索各種為常民目的而製作的照片，這些影像存在於文化中，而不是作為藝術。但像勞森伯格 ( Robert Rauschenberg )、Andy Warhol、Bruce Conner 這樣的人會取用常民的影像，然後將它們轉換成其他東西。

Larry Sultan 和我意識到，有更多的照片，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。我們認為也許警察部門或類似的地方會有我們可能使用的照片檔案，無論它們是政府機構、農業部，還是為太空計劃或工程而建造或工程的地方之一。我們一天會看數千張照片，然後經過兩年的研究，我們去了一百多家機構，我認為我們看了超過兩百萬張照片。我們從中基於各種的原因，選擇了幾百張我們喜歡的照片，開始將其組合成對頁 ( diptychs )。在對頁中，這些圖片將具有某種正式的特質，以某種方式聯繫起來，若非有一些相似之處，就是有一些對立，或者這些圖片之間有某種對話的原因。

然後我們開始把它們放在一個更長的序列關係中，所以這就變成了發展一些敘事的想法。並不是任一張照片都很重要，更重要的是照片如何引導您從一張照片接續到下一張。更多的是關於排序。我們正在考慮一種將圖片組合在一起的完整順序方式，這成為了《Evidence》一書。

我們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，我們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麼，知道那種足夠開放的圖片，有一定的模糊性，那是你不會的真正理解你在看什麼。也許它應該記錄某個案子，但脫離上下文脈絡，它可能意味著任何東西，這取決於人的手勢和人們的表達，以及人與機器的關係如何，或機器與他們的關係如何。

第一張照片是幾個腳印。這是一張警方的照片，上面有兩個腳印，腳印旁邊有一支鉛筆，試圖給一些比例。然後突然間，腳印就朝相反的方向去了。所以這張圖的目的是暗示，你正在進行的這段旅程有點偏離。你即將踏上的旅程出了問題。

我認為《Evidence》的獨特之處在於，Larry Sultan 和我真正所做的就是認識到杜尚式的觀念，即如果你創造一個不同的脈絡，你只需要重新排列照片。你不必成為 Ansel Adams，擁有偉大的願景和令人難以置信的技術，帶著你的 8 x 10 的大相機出去拍攝這個宏偉的、烏托邦式的世界構想。你可以在檔案中找到一些東西，然後製作出非常個人化的作品。

——Mike Mandel

拍一張照片，它的意義似乎相對清晰——如果它是，譬如說，一張卡在電線桿上的降落傘在風中飄揚，它可能看起來是在描繪一次跳傘事故的後果。但這簡短描述中必要的認證，暗示即使是顯而易見的解釋也很難永不出錯。當你在它旁邊放置另一張，與第一張圖片沒有明顯聯繫的影像時，兩張圖片的含義可能會變得混淆。這是支稱《Evidence》的第一個前提：照片常常無法僅僅按表面解讀。因此，59 張圖片放在一起，或者更確切地說，按順序巧妙地選擇，可以形成一個具有無法估量的神秘感的視覺難題。

本書的第二個亮點是，這些圖片均選自機構檔案──政府部門、軍隊、科學單位、執法機構。它們的功能是作為資訊的承載者，它們的形式參數銳利、清晰和客觀。攝影師 Larry Sultan 和 Mike Mandel 從數以千計的照片中挑選了 59 張最神秘的照片來表達自己的觀點，但他們可能真的搜尋了數千張——儘管照片可能不那麼富有詩意，用更明顯平庸、不那麼「藝術」的。儘管如此，他們的主要觀點仍然很強烈。儘管人們普遍不這樣認為，但在攝影中，你無法相信你所看到的。這一切都取決於你的觀點。

《Evidence》( 由 Clatworthy Colorvues 的標誌自行出版 ) 用這些名義上平凡的記錄照，玩起了一種超現實主義的「exquisite corpse」( 精緻屍體 ) 接龍遊戲。透過這樣做，它的作者創造了現存最美麗、最密集和最令人費解的相冊之一，一個無窮無盡的視覺魔法盒。這本書的一個有趣的潛台詞是，匿名攝影師拍攝的這些功能性圖像中，有很多與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美國藝術攝影中發生的事情非常相似——這裡是 “Robert Adams”，那裡是 “Emmet Gowin" 或 "Lewis Baltz"。但這本質上是一個插曲，這本書的精髓在於其精彩的、積極的卡夫卡式的敘事流——充滿了不安和威脅的意味——甚至令尋找邏輯和連貫性的最後努力也完全挫敗。

譯自《The Photobook：A History》( volume II ) by Martin Parr & Gerry Badger

出版年：2017 年，第二版

尺寸：H236mm x W256mm，精裝

頁數：92 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