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 William Eggleston與Mark Holborn的對話, Greenwood, Mississippi, 1988年二月
『我在密西西比州的牛津待了幾天，然後沿著一條小路開車去霍利斯普林斯，時不時地停下來。 正是一年中大地尚未綠化的時候。 我下了車，走進路邊的枯葉。 這是那沒什麼可拍的情況之一。 這裡似乎什麼都沒有，但當然，總會對某些人來說，那裏有一些可拍的。距離道路三十或四十英尺之處，我開始強迫自己拍攝的地面的照片。 那裡有一些雜草。 我開始意識到，很快我正拍出了一些相當不錯的照片，所以我進一步走進樹林，爬上一座小山，拍了一整捲膠卷。
後來，當我和一些朋友、牛津週邊的作家或假日酒店的酒吧共進晚餐時，有人問：「Eggleston，你今天在這裡拍了什麼？」
「嗯，我一直在民主地拍攝，」我回答。
「但是你拍了什麼照片呢？」
「我一直在戶外，無處可去，什麼都沒有。」
「你是什麼意思？」
「好吧，只有樹林和泥土，到處都是一點瀝青。」
我以民主的方式對待事物，這對那個與我談話的人來說當然沒有任何意義。我已經有了不同的、大規模的系列。 我還去過柏林和匹茲堡，並完成了大量工作。從那一刻起，裝滿所有數千張放相的盒子裡第一次有了凝聚力。從1983年到1986年這段時期的所有工作被所謂的民主統整起來。朋友會問我在做什麼，我會告訴他們我正在做一個有數千張相片的專案。他們會笑，但我會非常嚴肅。至少我找到了一個名叫「民主森林」的朋友，他會照顧我。這與卡地亞-布列松將《決定性瞬間》帶到從美國中國的整個世界沒有太大區別。
幾年前，當我已經在製作放相時，我拿起了《決定性瞬間》，所以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黑白的色調品質。沒有你無法辨別其中內容的完全死黑的陰影區域，也沒有完全死白的區域。隨後，我才被它美妙、精確的構圖和取景所震撼。從印刷書籍的階調可以明顯看出這一點。後來我在紐約發現了一些相同照片的實際相片。它們什麼也不是——只是看起來很普通的照片，但它們正是我崇拜和偶像化的照片，但我不會為它們付出十美分。 我仍然每隔幾年就會回顧一下這本書，我知道正是這些階調讓作品的構圖成立的。
恐怕有比我想像的更多的人只能欣賞一張長方形的圖片，其中間有一個他們可以識別的物體。他們不關心物體周圍有什麼，只要沒有東西干擾物體本身，就在中心。即使接受了維諾格蘭德(Garry Winogrand) 和弗里德蘭德(Lee Friedlander)的洗禮，他們仍然不明白。 他們尊重兩位藝術家的作品，因為受人尊敬的機構告訴他們這兩位是重要的藝術家，但他們真正想看到的是一張中間有人物或物體的照片。他們想要一些顯而易見的東西。當人們含混使用「快照」這個詞時，這種盲目就顯而易見。無知總是可以用「快照」來掩蓋。 這個詞從來沒有任何意義。我正在與顯而易見的事情抗戰。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