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照堂〈歲月呼叫〉

張照堂〈歲月呼叫〉

歲月呼叫


文:張照堂


        1949 年,33 歲的年輕攝影家張才帶著相機到台北公園溜達,他看到一個職業的人像紀念攝影師半躺在藤椅上,仰天開口呼睡著,他身邊站立的老重相機張著大眼,像個三隻腳的機械戰警,對外界投以偵測的目光,多少世態變遷,人是可能疏忽或無意的睡著了,照相機卻隨時可以張開它的銳眼準備捕捉微妙枝節。張才按了一張快門轉身離開,這一轉五十年了,不知當年熟睡的攝影師是否聽見今日歲月的呼叫聲?如果我們今天才叫醒他,這南柯一夢不知要如何描述?半個世紀來,台北的滄桑與變容,是現實或是夢幻?人必將老邁。相片泛黃,老時光等待我們呼叫。


        台北多老?或許我們應該先瞄一下先人的文獻史料。


        如果要談史前文化,那麼台北人大概有四千歲了罷。在士林芝山岩遺址出土的彩陶、黑陶、石器、木器等文物,據碳十四年代測定,為四千年前的人類遺跡。基隆河南岸的圓山貝塚遺址,則是二千至三千年前遠古人類在這裡棲息生存的所在。追尋溯源,他們才算是真正的「老」台北人罷。


        回到現實,台北盆地的開拓據台灣方志登錄及學者專家認定,始於清康熙四十八年 ( 1709 ) 七月,墾號陳賴章取得墾照,招佃開荒拓耕大佳臘(今龍山雙園地方),之後逐漸拓墾面積擴散,幾已囊括台北盆地全域,也締造了艋舺街的欣榮。隨後一百八十六年間,來自泉、漳的大陸移民陸續渡海來台,大稻埕街、大浪泵街 ( 大龍峒 )、錫口街、八芝蘭林街相繼駢建,以部落形態發展演進。


        光緒元年 ( 1875 ),欽差大臣沈葆楨奏准在台北設府,府治設在城內,奠定了城中區為日後政治中心的基點。艋舺商賈租地建店肆於府後街 ( 今館前路 ),起動了城內建築店鋪之先端。府直街、府前街隨後陸續興建,均在府署周圍。光緒十年,位於艋舺街與大稻埕之間的台北府城竣工,是台灣最完備的城垣建築,紳商聚集,蔚為一大都會。


        光緒 13 年 ( 1887 ),台灣建省,新任巡撫劉銘傳大力革新,刷新台政,使大稻埕成為國際商業區,城內為行政機關集中地,與艋舺結為一線,台北已然成為政治、經濟與文化中心。


        日據時代,台灣總督府公布預定收容人口十五萬的台北都市計畫。台北城壁被拆除,連結艋舺、大稻埕、城內三區,大興土木,拓展規模。隨後人口繼續膨脹,遂重行規畫將人口容納量提升至六十萬,不料太平洋戰爭爆發,市政發展俱遭停頓。


        一九四五年台灣收復,在博愛路 ( 京町 ) 開設一家寫真機店的鄧南光,光復那年走在街上,隨手舉起相機抓拍了美軍轟炸機被擊落的一瞬間,開啟了台灣戰後影像史的第一道閃光,他在斷垣殘壁,機骸碎身的破敗景象中,瞥見一個城市的死亡與蛻變,而在失落寂寥、晦澀不安的街道氛圍中,也隱含了重生的等待,同時期,在太原路主持「影心寫場」的張才,也加入了社會紀實的行列,他們兩人在艋舺、大稻埕、西門町、台北公園、淡水河等街頭角落,勉力記錄下四五○年代台北人的風霜行色;工作的困頓、信仰的執迷、生活的自若或恍惚,老台北有一種混雜著憂鬱、宿命與堅韌的表情,期待被釋放。


        曾經在嶺南美專習畫的李鳴鵰,在光復初期也拿起照相機拍了許多好照片,他的攝影風格與走向略有不同,較崇尚美善的追求,有一種畫意寫實的基調。他說,生活那麼困苦了,為什麼強調它?不如追求心中另一種安靜與喜悅罷。李鳴鵰鏡頭底下的田園景象與都市風情,呈現了頗為怡然、綺麗的面貌,即使是社會角落的取景,宛如也透過一層紗的過濾。張才的影像則直截有力、毫不畏怯,卻又充滿關切、疼惜的民間情懷。鄧南光的照片,既有新聞與社會意識的敏銳度,又見藝術修養的洞察力,他的寫實作品,包容了底層、中產與上流社會諸種面貌,優異的光影重現,令人擊掌讚嘆,這三位資深的紀錄者,四、五○年代的攝影「三劍客」,在時代的轉型與更遞之前,先行描繪了老台北人的光影形色,展現了動人的意涵風采。


        第二波的攝影家在五、六〇年代相繼加入。出生宜蘭的黃金樹當時在台北唸大學、當攝影記者,受到意大利戰後寫實電影及日本攝影家木村伊兵衛與土門拳的影響,熱忱投入紀實報導的行列。他在台北街弄拍攝的民間生活風俗,取景大方,視角別緻,不只挽留了已然消失的種種記憶,更彰顯生活中有關人的真情與質地,在寫實的氛圍中,時有一種散文詩般的探觸,十分傳神耐讀。另一位醫師攝影家黃伯驥,常在閒暇週日跨上腳踏車四處遊逛,孩童如何戲要,老人如何打發,信仰如何維繫,市容如何變粧……透過鏡頭,黃伯驥告訴我們,在生活與環境的變遷中,人是可以溫馨、幽默地去看待。


        台北人不只生存在都會裡,淡水河岸、南港田野、木柵郊區……這些三十年前的人文景觀,在鄭桑溪的眼中,恰似一幅幅歲月劇照,淡淡散發暖和的鄉愁感懷。


        七○年代開始,老台北人逐漸顯現憂慮的臉色。社會結構的轉化,家庭倫理的淡漠,傳統與現代的爭執對立,以及因外交失利而導致社會與經濟的不安隱憂,台北人在壓抑中開始顯得不很快樂,中生代攝影家從景框中望出去,都市裡的老人雖有清晨中舉拳遛鳥的怡然,但更多是黃昏深夜中佇候與獨行的背影。


        從台幣升值到股市狂飆、從解嚴至大家樂、從老兵 ( 李師科 ) 搶銀行到老

兵返鄉探親,八○年代的老台北人增添了更多的皺紋與倦容。在民主陣痛中,有人自得其樂,有人不知所從。潘小俠的隨性獵影、何經泰的直率瞪視、簡永彬的隱晦暗喻、謝三泰的冷眼旁測,或是蕭永盛的落寞關照……老台北人有著更多層面的內心獨白。


        然後進入九○年代的騷動與吶喊。政治體制的崩解、社會風氣的敗壞、消費主義的恣縱、資訊信息的放肆與盲從,以及百花齊放的街頭示威與咆哮……新世代的攝影家節節逼前,台北老人進退失據,有時竟然也搶佔在第一線上。從解散國會到老人年金、從冤屈索賠至傷殘催討,台灣老人有話要說,黃子明、許村旭、許伯鑫、劉振祥、周慶輝等,這些年輕的攝影記者在跑新聞時,不斷訓練、累積了犀利精準的紀實功力,老台北人最後一眼的凝視與聲聲叫喊,就在這些快門啟落間,閃現生命的餘暉與無奈。


        當然,老台北人不只這些,除了巷弄庶民,我們所熟悉的,從年輕的哭調小生楊麗花至老邁的北管藝人王金鳳,從民間藝師王炎、李天祿、陳冠華、吳李玉哥至陳進、顏水龍,甚至從周夢蝶、莊嚴至臺靜農等,這些長期居住本地的可敬人物,為老台北人的造相臉譜,添加了許多動人的文化彩粧。


        各個世代的攝影家拿起相機出巡,他們眼中的「老 台北 人」當然是個人、片斷的取樣,但整合起來,卻也得體包容。攝影家拍到的老人或許就是卅年後的自己罷,或許牽著兒孫的小手上學,或許與老伴無言相對;或許坐在小凳上看行人,或許和鄰居一起去丟雞蛋,甚或舉起一面大旗滿街遊蕩,誰知道呢?每個老人心中自有盤算。


        無論如何,當你老了,當寂寞襲來,你可聽到歲月聲聲呼叫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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